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18世纪（乾隆正好死于18世纪最后一年），19世纪已经 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又把国力蹋糟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于国中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上，在山⽔宜人的避暑山庄內，已经酿就。
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华中帝国的梦幻之中，而国全的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梦幻的边沿或是陶醉，或是喑哑。
1793年9月14⽇，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 ，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京北，在京北设立洋行，希望国中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內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內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京北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満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开放海噤，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外商来贸易，过了70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国中话、买国中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噤了。自⾼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満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耳了。这座园林，已掺杂进某种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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